婚恋市场的博弈

这两天被一篇《县城里的蝴蝶效应》刷屏了，文中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观察：

河北的一个小县城里近年出现了大量年轻爸爸带一个孩子的单亲家庭，而其原因追溯起来却是由一系列环环相扣、又出人意料的因果造成的。多年来严厉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和重男轻女观念，使得很多父母偏执地想要“生出儿子为止”，新一代的女性深知留在老家不会有更好的机会，纷纷竭尽所能地远走高飞，积累下来导致缓慢加剧的性别比例失衡。

其结果，2010年后随着大量女性考学离开，当地婚恋市场上适婚女性不断减少，留在县城生活的适婚男性在相亲市场上受挫的概率越来越高，于是转而去拼命追求已婚女性，造成大面积离婚现象。与此同时，离婚后带娃的男性在这婚恋市场上更没了任何优势，只能继续单身。

这恐怕是所有重男轻女的父母在事先无法预料到的一个非意图结果。正因为女性得不到重视，所以她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要改变命运就不得不奋力离开；而那些自觉不自觉地享受着家中宠爱的男性，起初可以在小县城得到安逸的生活，但如今却失去或无法得到完整的家庭，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对这样一种出人预料的结局，文章以一种宿命论的口吻归结于“命运与人性的吊诡之处”：

在制定政策时，在遵循陋习时，在自觉不自觉地做出有偏有向的选择时，在以为自己可以操控其他人的人生时，却不知道人性里永远存在着人无法预测的缝隙，那是光照出来的地方。

在命运这条线上，开局不利的女性们，以不同的方式找回了自己的人生，而一开始就占尽了优势的男性们，却最终纷纷掉进了命运的陷阱。

毫无疑问，这是很有价值的经验观察，不过，这背后的原因其实没有多少神秘性可言，与其说是“人性的微妙之处”和“命运”，倒不如说这是一个极好的样本，理解它，就能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动。

计划生育、重男轻女，这都是由来已久的事，为什么直到近些年才造成这样谁都想不到的结果？在我看来，这与其归因于当地“一定程度上重男轻女却又不是极端重男轻女”的“中庸”思想现状，倒不如说是一个基本现实：直到近几年来，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加速，这些地方的女性才获得了自主选择的权利。

如果说当地直到2010年前后，男性都还占据着婚恋市场的主导地位，那并不是因为“如果头胎是女儿就允许再生一胎”的政策使然，而是因为女性的弱势。事实上，这一政策并不像文中所说的那样，会导致女儿多过儿子，恰恰相反，由于强烈地“都想要儿子”，因此还想生第二、第三胎，都有着明确的目的，会通过各种办法确保是儿子。正因此，在全国各地，第二胎的男女性别比往往都达到120:100（正常是107:100），第三胎则更高。也就是说，当地的男女性别其实早就失衡了，之前没爆出来并不是因为“适婚女性的数量事实上是高于适婚男性数量的”，而是因为女性还缺乏机会离开。

女性能离开，不仅仅是因为读书好，“念书、升学、上大学、离开这里”的人生轨迹，其实并非理所当然。实际上，女性考试成绩更好、在大学里表现更突出如今已是世界性现象，在美国也一样，甚至在世人眼里极端保守的沙特阿拉伯，在读大学生中女性也已超过了男性——然而，到她们毕业时，市面上的工作机会仍然绝大部分都只是留给男性的。

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女性能实现自主选择、机会流动，不仅仅是因为她们自己在重男轻女的思维下更努力，甚或是大学扩招带来的离乡机会，也是因为近些年来随着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确实开始有更多职场机会向女性开放——相比起农业、工业更偏重男性劳动力（想想看，宣传画上的工人多是充满雄性气概的肌肉男），第三产业兴起使得女性有了更好的自我表现机会。

这随之带来一个新问题：性别失衡的现象，在不同地区之间是不同的，并可能由于社会经济的分化而加剧，导致“这边旱死，那边涝死”的现象。就像在那篇《县城里的蝴蝶效应》底下，也有一条高赞留言说：“故事成为悲剧的另一半是，那些考学到了城市女孩们，在城市的婚恋市场上面临着另外的挑战……”

几乎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现代化过程中，这都是反复出现的社会进程：越来越多的女性向繁荣、安全的都市流动，以至于纽约、东京、新加坡、香港、上海，都是大龄“剩女”问题更棘手，而穷困的小地方则有大量男性找不到老婆。

十多年前我在内蒙旅行时，火车上一位当地农民好奇地询问我上海的“剩女”现象，在听我解释后还是大为困惑：“真是怪了，我们那儿只有男的讨不到老婆，女的不可能嫁不出去，再怎么样都有人要。”

换言之，像这样的现象，可能有着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动力，计划生育、当地的重男轻女和个人主观意志很可能只是加剧了这个状况，但即便是在欧美这样两性相对平等的社会，也会上演同样的社会分化。这里的关键，则是两个一体两面的现象：一是女性的自主流动与自主选择；二是男性在社会中主导权的丧失，甚至是在竞争中的失败。与此同时，社会却又维持着“A男B女”的思维定势，使得“A女”和“D男”都无法找到自己理想的配偶。

就此而言，这个小县城里男性的困境，很可能是全国很多小地方的一个缩影。如今，28岁以下的中国人，每个年龄男性都要比女性多100万，28-47岁则各多50万，直至64岁男女才持平，算下来共有5000万性别缺口——但这只是总体上的，在小地方的男性要面临更不利的竞争态势。

男多女少，按说在婚姻市场博弈中，女性的“议价能力”增强，但这需要有一个前提，即女性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因而男性只能通过权利让与来达成妥协。然而，现实中如果这种权利保障不足，那男性可以通过强制来达到自己目标，就像动物世界中雄性经激烈竞争来获得对雌性的支配权，雌性有权选择，却无权实现两性平等——在那种情况下，少量的女性（哪怕是荷马史诗中“发动一千艘战舰”的海伦）其实相当于战利品。

 实际上，当贫穷社区的弱势男性难以找到配偶时，他们的首要选择往往不是去讨好已婚异性，而是去更弱势的地方寻找机会。韩国、台湾乃至华南都常有的“外国新娘”就是其逻辑产物。在清代，由于乡村穷人性别比失衡（这是溺杀女婴、富人一夫多妻等现象叠加的产物），甚至可能有高达1/5的成年男性单身，但这并未导致光棍们去争夺有夫之妇，倒是有一部分人将一妻多夫作为一种生存策略。苏成捷在研究这一历史后曾指出：“女性的短缺以及随之而来的单身男子过剩，妇女的性和生殖力的市场，普遍向下流动的问题和贫困家庭的内卷化压力，这三个更广泛的现象是互为关联的。”

就此而言，在那个小县城里出现的现象，可以说是一系列条件之下的博弈结果：人们不愿或不能得到“外国新娘”，如今的法律和道德观念也不容许一妻多夫，倒是在“真爱”话语的熏染下，已不在意“离婚再婚”的问题，与此同时，人们又觉得“成家”是必须完成的人生大事，于是，过剩的光棍在内卷化的压力下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这一幕在历史上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但这一次，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加速、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和男性观念的相应改变，但愿它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结果。